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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40th新经济思想-详情页

更新时间:2019-09-10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NO.006专访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中国的养老金缺口有多大?哪些地方比较严重?如何让你的养老没有后顾之忧?网易研究局采访了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

  1、从新供给的角度来讲,养老金融包括三个领域: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

  2、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正常运转的前提是,人口年龄结构不能发生太大变化。这个制度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呢?就是人口老龄化。

  3、从全国整体来看,我们的养老金问题不大,仍然收大于支。当然这里面有财政补贴部分,如果不包括财政补贴,很多省份是收不抵支的。

  5、如果是失独家庭,那他的房子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老人要为自己的养老来消耗掉它,没必要把资产在那儿搁着。

  6、“以房养老”一开始会是一个小众产品,但是等大家的观念慢慢转变,开始追求美好生活,就会有人接受这个项目。

  董克用:未来几十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老人的总量,在世界上都是首位。将来的某一个时点,中国将有4.87亿人口进入老龄,比例达到30%,这个规模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严重的老龄化和超老龄化社会,一批学者特别是新供给学派的学者们认识到,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才能应对老龄化,金融领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养老的前提是你得有钱,之前你可以工作拿工资,但是老了之后,你就不工作了,那就有养老金的问题。所以养老金融的第一个领域,就是养老金问题。

  第二个领域是金融如何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因为老人有很多特殊的需求,这些需求要由产业来满足。我们认为,发展这些产业必须有金融界的早期介入和支持,仅靠市场慢慢地发展,来不及应对这么快的老龄化速度。

  第三个领域是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我们经常在新闻上看到,老年人上当受骗,特别是金融诈骗。我们搞过一次大范围的调研,有5万多份问卷,被调查的老人中,有33%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金融诈骗。所以我们认为,对老年人的金融服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国在制度建设上还没有准备好。

  综上所述,从新供给的角度来讲,养老金融包括三个领域:养老金金融、养老产业金融和养老服务金融。

  网易研究局:关于养老金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养老金的缺口。现在的缺口究竟有多大?哪些地区问题比较严重?

  董克用:说到养老金,大家特别关心养老金够不够。讲这个问题之前,我简单讲一下养老金的概念。

  国际上已经面临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采取了三支柱或者叫多支柱的办法,也就是说养老金不是只来自一个领域。

  第一支柱是国家支持推出的公共养老金,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建立、国家财政兜底的。

  第二支柱是职业养老金,我们国家叫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这个呢,有部分企业设立了,所以只有一部分人有。

  第三支柱叫个人养老金,比如前段时间,上海、福建还有苏州工业园区率先试点的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到明年就要全面推开了。

  大家通常所说的养老金缺口是指哪一块呢?其实讲的是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世界各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大多是采用现收现付的模式,也就是说在职的一代人缴费,支付给退出劳动力队伍的这一代人,说白了,就是年轻人养老人。年轻人老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后边还有年轻人,年轻人再养这一批老人。

  这个模式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在十九世纪就开始试点实行的。从供给学派来讲,这种模式是一个很聪明的制度安排,因为只要不断有年轻人进入劳动力队伍,不断有老年人退出,随着工资增长,只要缴费率不变,那年轻人缴的钱就多,老年人就能多拿养老金。

  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正常运转的前提是人口年龄结构不能发生太大变化。这个制度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问题呢?就是人口老龄化。一方面,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年轻人少了,大家不生孩子;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条件、食品卫生等方面的改善,老年人活的越来越久了。

  当初设计养老金制度时想的是,年龄人二十岁参加工作,六十岁退休,工作了四十年,缴费四十年,期望寿命是七十二三岁,需要领取十来年的养老金。但是现在很多人能活到一百岁,那就需要领四十年的养老金,这样一来,制度就有问题了。

  世界各国怎么应对这个问题?要么是延迟退休年龄,这个我们国家也在讨论;要么就是年轻人多缴费,但是这个很难,因为负担太重;要么就是老年人少拿一点养老金,这也很难,因为老年人不高兴。最后只能是财政支付。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们的第一支柱,也就是基本养老保险,和世界各国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我们的不是全国统筹,目前仍然停留在省级统筹,甚至有些地方连省级统筹都没达到,还是市县统筹、省级调剂。

  刚才我讲了,一个国家年轻人工作缴费,养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一代人,那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年轻人一起缴,然后养退休的老人。但是我们现在是分区域来做这件事,就遇到一个大问题,有些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另外一些地区,比如东三省,其中黑龙江已经完全亏空了,原来积攒的钱都用光了还不够。

  而有些地方的养老金出现了结余,比如深圳等新兴的移民城市,很多年轻劳动力到这些地方打工、缴费,但是在那里退休的人不多,所以缴费的人多,退休的人少,养老金就出现了剩余。

  目前,从全国整体来看,我们的养老金问题不大,仍然收大于支。当然这里面有财政补贴部分,如果不包括财政补贴,很多省份是收不抵支的。现阶段积存的养老金,就是现在都不收了,也还够发一年半,所以有关政府部门底气十足,说没关系,保证发放,这个话从这方面来讲是对的。

  但是老龄化社会是个长远的过程,而且我们现在处于老龄化加速的过程中,现在65岁以上老年人的占比是12%,我们将迅速的进入到17%、24%、30%,当然,这取决于年轻一代生多少孩子。如果年轻一代还不生,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速、加剧,养老金很有可能会出现缺口。

  网易研究局:前段时间,银保监会发通知说,要将以房养老试点推广到全国。但是在过去试点的四年里面,只有139人参加,为什么会这样?

  董克用:以房养老是发达国家发明的,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因为他们的一些理念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认为,一代人要消耗一代人的财富,不太主张把财富转交给下一代,所以遗产税征得特别高。

  这样一来,发达国家的一些老人就不会把自己的房产留给下一代,而是年轻的时候贷款买房,退休不挣工资了,再把房子还给银行,慢慢从银行把钱拿回来,等离开人世的时候,最好的一刹那是:把钱又用光了。总的来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买房,年老的时候卖房,只是慢慢地卖,叫反向贷款。

  这样的理念让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接受还很难。因为我们有钱了,先想到的是买房。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房子是家产,也是要留给孩子的遗产,怎么能卖掉呢。

  再有,我们国家过去有一个口号,养老靠政府,政府来养老。这个说法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看是什么水平的养老。如果只是吃饭穿衣,保证基本生存,那我们的基本养老金是够的,现在全国平均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金已经达2500-2600元,北京已经达到3900元。但是你要想有更美好的生活,这显然不够。那钱从哪儿来?所以,这个项目一开始试点很少有人响应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有推行的必要。

  另外,随着我们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现象——由于长期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现了一批失独家庭,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数据超过一百万。如果是失独家庭,那他的房子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老人要为自己的养老来消耗掉它,没必要把资产在那儿搁着,每天生活还很艰苦,这是理性的行为。

  长远来看,这个项目一开始会是一个小众产品,但是等大家的观念慢慢转变了,开始追求美好生活,就会有人接受这个项目,当然,这取决于个人的观念。特别是当老人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比如说失能失智,那就要有人照顾,这种照顾费用是很高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正在试点长期护理保险,但是费用也不是基本养老金能够承担的。

  NO.005专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华软科技董事长王广宇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都是从需求侧拉动,近年来,中国逐渐重视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对当代中国经济的意义是什么?网易研究局专访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华软科技董事长王广宇。

  1、最近几年,全世界范围之内对实体经济都有了重新认知,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都觉得每个国家最后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以实体经济作为一个本源性的产业。

  2、新实体经济可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个近期目标——高质量增长的最主要的载体。

  3、总体上说,我认为“机器换人”是一件好事情,而且结果也确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

  4、为什么今天要鼓励金融科技去发展?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远远没有覆盖到大量的企业需求。我们自己在做创业投资,我们看到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很大比例,往往可能都超过了一半,从来没有被传统的银行覆盖过,他们没有拿过一分钱的银行贷款。

  5、中国的人均信用卡只有0.3、0.4张,美国人均有三、四张信用卡,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可能没有信用卡。金融科技是中国从一个还不发达的市场体系逐步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领域。

  6、我觉得需要有关部门去思考,怎样去杠杆才能最终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而不是让一个领域变成了强监管共振的洼地。

  王广宇:理论界对供给经济学或者对供给学派有一个传统上的界定,以减税为主要主张的供给学派有一整套理论框架。我们也意识到减税这样的政策主张对当前中国经济确实非常迫切。

  但是,新供给经济学讨论的政策主张和对事件的解读不止于减税这件事,比如我们提出来的“八双、五并重”,这个政策主张中提到过“双减”,一方面要减少管制,然后也要减税。在减少管制方面,我们今天在中国也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导向,就是政府在主张的“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在“双减”之外,新供给经济学还有一些新的主张,比如“双创”,就是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变成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以及能够推动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超出了传统供给经济学的范畴,所以我们把它界定成新供给。

  王广宇:最近几年,全世界范围之内对实体经济都有了重新认知,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中国,包括美国、德国,甚至日本,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实业振兴计划,都觉得每个国家最后的经济增长还是要以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本源性的产业。

  第一,要满足人们新的真实的消费需求。过去,我们希望获得充足的食品、服装等。今天来讲,我们希望获得质量更好的商品,因此,制造业企业、食品企业必须去满足用户升级换代的需求,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提供大量廉价的、低质量的产品。

  第二,相关企业必须要关注和新兴技术的结合,新技术包括物联网、互联网、生物技术等,企业不能停留在过去简单地开发资源、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去赚钱的老路上。

  第三,必须要考虑去容纳新型人才就业,特别是85后、90后,以及00后的就业人才,要充分释放他们的劳动力和创造力。

  第四,必须成为一个生态环保可持续的产业,不能再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第五,出现了新一代的企业领袖。70年代、80年代创办企业的那一批企业领袖,以及“九二派企业家”,完成了他们的经济成就,到了退出领导岗位的阶段,所以他们的企业要交给接班人、职业经理人或新的创业者去发展。我们看到,新一代企业家年富力强,充满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也更全球化。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我觉得新实体经济可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个近期目标——高质量增长的最主要的载体。没有新实体经济,高质量增长、高质量发展就没有办法落到实处。

  王广宇:这要从两个角度去看,首先,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工业发展只有一个趋势,就是让机器和设备更多地解放劳动力。在这个趋势下,我们无论使用的是信息技术、机器人还是自动化设备,其实都是让工业的效率更高,让劳动力的作用和价值重新地释放出来。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替代一部分劳动力,这会对社会造成一定冲击,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会让另一部分劳动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设计、创意、研发等环节,人类的聪明智慧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整个社会来讲,会激励和鞭策劳动力学习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慢慢转型和发展成高素质的职业工人或者技师,我觉得是件好事儿。当然,短期之内可能也会形成一些现实的冲击,如果机器一口气可以替代10个工人、100个工人,那么这些工人就要面对新的就业和新的择业,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趋势。

  只有出现了这样的更新和替代,每个人才会意识到自己要去转变,去适应这个时代,这样经济才会更有活力。

  总体上说,我认为“机器换人”是一件好事情,而且结果也确实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可怕。因为中国最近五六年的就业数据还是非常好,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指导之下,就业问题并不是特别严峻。市场确实给了更多的空间,让人们可以自我雇佣、合伙创业,我觉得这个和信息化、机器人、自动化这样的趋势是相吻合的。

  我们也看到,全世界这些工业化程度、机械化程度和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产业领域里面真正有技能的工人和工业部门并没有出现大量失业。他们会做出调整转型,而不是简单地以机器替代人。

  网易研究局:我们看到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与金融科技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金融科技真的能助力金融市场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吗?

  王广宇: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科技在市场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本质上还不是一个金融极其发达的市场,或者换个角度讲,中国还不是一个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一样,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市场。所以我们对金融科技要有非常高的预期,要看到它的增长和机会。但是,也要看到金融科技并不是冲击和影响传统金融体系的那个(因素),它没有那么强壮,也没有那么巨大。

  为什么今天要鼓励金融科技去发展?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远远没有覆盖到大量的企业需求。我们自己在做创业投资,发现一半以上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从来没有被传统的银行覆盖过,没有拿过一分钱的银行贷款。

  这些科技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如果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被传统金融体系覆盖,那么谁来覆盖?那肯定要有一些创新的力量,比如金融科技公司,围绕供应链、知识产权、股权、上下游等,给它们提供一些金融服务,其实是对传统金融体系非常好的补充。

  再来看居民的金融需求,中国的人均信用卡只有0.3、0.4张,美国人均有三、四张信用卡,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可能没有信用卡。这些人不能被传统银行的信用卡部门去覆盖,但是他们仍然有支付结算、短期融通、消费信贷的需求,那可能就被市场上出现的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消费金融、虚拟信用卡、个人贷款产品去覆盖。

  所以我的看法是,金融科技是中国从一个还不发达的市场体系逐步过渡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推动传统金融体系和银行、保险、证券等机构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要扶持和鼓励金融科技这样的部门去发展,让它们能够和传统金融部门、强监管的金融部门形成非常好的合作,从而使得市场上的中小企业和普通百姓的金融需求得到满足,让普惠金融得到更好的发展。它们之间的这种协作作用,远远大于竞争,这种局面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王广宇:去杠杆这个话题,我觉得政策还是要有定力,方向还是要清晰。我个人觉得去杠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我们有五大任务,去年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今年还有两个任务,一个叫做去杠杆,一个叫做补短板。

  首先,去杠杆本质上是要降低债务比例,所以去杠杆的重点应该是地方债、国企、民企、居民部门的债务可能都要有所减少。但今天去杠杆和强监管的重点在这四大领域里面可能变成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企业部门,成了去杠杆的“重灾区”,民营企业成了“背锅侠”。

  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有关部门去思考,怎样去杠杆才能最终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而不是让一个领域变成了强监管共振的洼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入的话题。对应的就是说,在地方债、国有企业、居民部门的去杠杆好像变化不大。

  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去杠杆的同时,也要考虑去杠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想其实还是为了经济更好地发展、高质量地增长,帮助企业部门强身健体,使得它们能有更长期的发展能力,帮助整个社会经济在一个更好的结构中增长和调整。

  我想说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在去杠杆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补短板,要开始去补政策的短板、规则的短板和市场的短板。去杠杆就像中医治病一样,比如你想泻火,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不能补你的元气,这样做对经济来讲是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去杠杆,消除掉那些过度的、过高的债务杠杆。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为它们提供更好的、更长期的融资环境,让更多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投贷联动等新型金融产品进入市场,帮助企业强身健体、获得长期发展的资金。这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去杠杆才会真正收到成效。

  NO.004专访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前主任徐林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近年来,政府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都是靠需求侧推动,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转变?网易研究局专访了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国家发改委前财政金融司、发展规划司司长,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前主任徐林。

  1、一般来说,要实现“去杠杆”,就要忍受一点经济的降速,如果既想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实现“去杠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3、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之后,城市把农民作为劳动力使用,并没有把农民作为城市的居民,也没有很好地为他们提供社会意义上的福利和平等的待遇,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表现。

  4、对任何一个城市,不管以什么目的来降低落户门槛的做法,我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这些措施只对特定人群,比如说一定要硕士学位以上,也是不足的。

  5、通过户口制度来设置原有居民和新流入的居民不公平的制度待遇,不是现代化的治理城市的模式。中国要迈向现代化,这种模式必须要抛弃。更合理的方式就是完全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

  6、既然政府通过卖地把房地产的价格抬起来了,然后又得到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收入,那政府就有责任拿这些收入来建更多的公租房,甚至一些安居性的商品房。

  7、特色小镇成功的因素包括:第一,要符合市场规律;第二,要有好的区位条件,不能远离城市;第三,要有真正有特色的资源禀赋,并有相关的特色产业来做支撑;第四,必须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达到宜居条件,这样才能吸引人。

  网易研究局: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以需求侧改革为主,为什么在目前需要强调供给侧改革?

  徐林: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开始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此后,中央还专门提过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来支持。

  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的政策产生了一些持续的影响。从经济表现来说,增长速度还是令人瞩目的,但是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债务的杠杆率不断上升,同时中国经济的成本不断提高,这个时候再延续之前扩大内需的政策,它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贾康、姚余栋我们这些人觉得,有必要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来不断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特别是创新的活力,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体制改革的红利。有了内生动力,中国经济才能够实现比较长远的、可持续的、稳定的、高质量的增长。

  徐林:从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来看,它是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毫无疑问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所以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面特别强调,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含义很深,提及发挥政府作用的时候,也不是笼统的说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指要“更多”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十九大的文件里,在涉及到宏观调控的时候,用的表述是宏观调控有度。这些表述都说明,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立场来看,未来的改革,特别是供给侧改革的方向,不是要强化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而是要弱化,实际上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些人有质疑?我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有些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第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些短期任务(比如“三去”)的实施过程中,如果不发挥政府的作用,可能很难做到。这些因素给大家产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

  网易研究局:如何看待从“去杠杆”到“稳杠杆”?现阶段是否还应该继续“去杠杆”?

  徐林:“去杠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既想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实现“去杠杆”,这是很难的。从过去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它们“去杠杆”的过程有两个重要特点值得关注,第一个特点就是“去杠杆”的过程很长,并不是两三年就可以完全实现。比如美国从2008年开始“去杠杆”,延续了十几年的时间,“去杠杆”的过程是很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去杠杆”和保持经济增速之间不容易取得平衡。一般来说,要实现“去杠杆”,就要忍受一点经济的降速,如果既想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要实现“去杠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网易研究局:现在政策转变成“稳杠杆”,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增速的下滑会有所缓和?

  徐林:从“去杠杆”到“稳杠杆”,并不是说不要“去杠杆”了,而是说在“去杠杆”的节奏上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选择。如果“去杠杆”的速度太急、太快的话,它的破坏性太强,这样的话对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中国经济的杠杆可以分门别类化解,比如地方政府的债务杠杆,可以采取以时间来换空间的做法,把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时间不断拉长。

  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是用来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的现金回报跨度非常长,每年的回报率并不高,它特别需要一个长期的债务工具来支持这些建设。但是中国的金融工具特别有限,不具备长期的债务融资工具的功能来支持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给地方政府的债务带来“短债长用”的问题。“短债长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流动性风险,债务已到期,但是基础设施的回报并不多。

  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来延续地方政府的债务,安排一个合理的“借新还旧”的机制,特别是能够做到用低成本的债务,去替换原来高成本的债务,这对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有好处。所以,我特别主张财政部的地方政府债券,应该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发债规模和节奏,不要轻易停下来。

  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为什么很难解决?因为它们的再融资成本太高。但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再融资成本并不高,所以延续这样的一种债务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对那些真正债务风险特别高的地方,政府要做的是管住它的债务总量,不让它再有新的债务增加,但是对它之前的债务做出合理的偿债安排,像这样“去杠杆”的行为,既起到了“稳杠杆”的作用,最后也能够“降杠杆”。

  总的来说,政府一定要分门别类地来对待不同企业、不同地方、不同主体的债务杠杆问题。

  网易研究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在持续推进,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但是现在很多城市对人口规模加以限制,这是否合理?

  徐林:其实城市化本身是工业化的一个产物,当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非农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的时候,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会被非农产业吸纳到城市地区就业。非农产业在空间上有一个特点,就是聚集在一起,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比较高的分工效应,所以工业化和城市化本身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过去四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这也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城市之后,城市把农民作为劳动力使用,并没有把农民作为城市的居民,也没有很好地为他们提供社会意义上的福利和平等的待遇,这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表现。这也说明,尽管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8.5%,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入、就业、居住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更多地是流向大城市,而不是政府想要他们去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这本身也是城市化规律决定的,因为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规模经济就越好,分工效率就更高,所以就业机会也越多。比如北京这些大学的毕业生,更多的都是愿意留在北京,而不是去别的地方。因为北京是一个超大城市,城区人口超过一千万,城市大,移民多,城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也很好,所以大家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存会觉得比较开心、容易。城市也是创新、创业的所在地,所以这是大城市具有独特魅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现在的城市管理者出于城市管理,或者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方面的财政压力的考虑,不太欢迎所谓的流动就业的人口成为本地居民,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不能总是这样。这种控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通过户口制度来设置原有居民和新流入的居民不公平的制度待遇,不是现代化的治理城市的模式。中国要迈向现代化,这种模式必须要抛弃。

  应该怎么引导人口的合理分布呢?更重要的还是要合理地分解城市的功能,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功能,把城市的人口疏解出去。因为当某个地方的城区不具备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不会吸引为这个功能服务的那批人到这个城市里来。

  网易研究局:天津、西安、武汉等地纷纷上演“抢人大战”,通过降低落户门槛等措施来吸引人才。也有人质疑当地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怎么看待这种现象?这些城市推出的措施能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吗?

  徐林:从具体数字看,这些城市吸引人才的措施确有成效。但是这些城市吸引人才落户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化解房地产库存压力,我觉得倒也未必。比如成都,其实并没有面临太大的房地产库存压力,甚至在过去两年里还面临房价上涨压力。

  对任何一个城市,不管以什么目的降低落户门槛的做法,我都是欢迎的。但是如果这些措施只对特定人群,比如说一定要硕士学位以上,我觉得也是不足的。因为城市的发展需要各种层次的人,即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只要高端人才,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城市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围绕需求的供给也必须是多层次的,这也就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多层次的,比如,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小饭馆的劳动力也是硕士毕业生,这是做不到的。

  如果一个城市的领导想把城市规划成完全扁平化、只有同一层次的人口组成的城市,那只能说是乌托邦,不可能实现。

  网易研究局:您认为只面向高端人才放开户籍门槛不公平,那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

  徐林:更合理的方式就是完全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虽然可能一步做不到,但是至少可以设定不同条件,比如一些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这也为外来人口落户提供了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他们可以根据积分落户的制度,大致估算自己有没有希望在这个地方落户。

  但是部分城市的积分落户制度,不是降低了落户门槛,而是提高了门槛,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不属于正向的激励政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要劳动力在这个地方就业,有意愿在此落户,就能够落户。

  以北京为例,如果我在这里就业,那么我与本地居民的贡献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在这儿工作,我为当地的GDP做出了贡献,也为当地的税收做出了贡献。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要和本地的户籍人口有不一样的待遇呢?

  网易研究局:目前的楼市调控主要是从需求端着手,通过限购限贷来限制大家的住房需求。从供给端来说,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徐林:首先,我反对从需求侧限购,因为这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应有的做法。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调节需求的,因为住房购买者的动机各不一样,有的就是为自己居住,有的可能就是炒房。

  我觉得好的做法是根据不同需求来设置不同的调节政策,对首套房和改善性住房不应做太严格的限制,尤其是首套房,可能不光要在贷款方面提供一些优惠,甚至可以像美国那样,给予所得税的减免,减轻其财务负担。

  至于投机性需求,政府可以规定:如果劳动者已经在这个城市拥有了首套或者改善性住房,再进行投资时,其贷款首付比例可以提得很高,甚至不给其放贷。如果在短期进行倒手,把交易的增值税比例定得很高,这样就会抑制投机的需求。

  我觉得楼市调控更应该在供给侧想办法,仔细看中国的土地供应结构会发现,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建设用地用于住宅的比例明显偏低,这样一来,住房的供求关系就会偏紧,房价肯定会上升;另一方面,房子的价格高,并不是说住房的建筑安装成本有多高。既然政府通过卖地把房地产的价格抬起来了,然后又得到了这其中最主要的收入,那政府就有责任拿这些收入来建更多公租房,甚至一些安居性的商品房。这样就可以引导房价不涨得太高。总之,我觉得政府在改善住房的供给,特别是在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这个问题在一二线城市相对比较突出,中小城市的房价并不是太高,对老百姓来说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政府应该要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网易研究局:北京、上海等地推出了共有产权房、人才租赁住房等,这对住房难的问题能否有所缓解?

  徐林:它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不认为它可以缓解目前的状况。像共有产权房,数量太少,满足不了目前的需求。如果想要真正缓解住房价格上升过快的压力,还需要政府有更大的作为。

  网易研究局:近日,深圳的“房改”方案正式落地,其中规定市场商品住房,占住房供应总量的40%左右,深圳房改的经验会推广到其他城市吗?

  徐林:深圳的做法值得关注,因为深圳已经受到高房价的损害。我们看到,一些产业在深圳已经难以生存,员工的生活成本太高,所以企业需要给员工更高的工资才能留住人,这就迫使一些企业可能开始转移到周边房价相对比较低的地区,比如东莞。深圳市政府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最近做出这种改变,我觉得这是政府在住房供给方面强化它的作用。这种做法值得关注,至于效果会怎么样,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徐林:特色小镇不是过去的行政建制镇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发空间,把多种产业的功能和城市的功能聚集在一起。

  从事特色小镇开发的有各种各样的开发商,出发点也各不相同,特色小镇的门类越来越多,比如基金小镇、旅游小镇、文旅小镇、康养小镇等。

  不管以什么名字出现,特色小镇的发展首先要有产业的支撑,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特色小镇,在这个阶段并不成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真正能够支撑小镇发展的产业,没有产业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就业,没有就业也就不会有居民。很多特色小镇楼房和街道修得很漂亮,甚至也招商出去了,但是都活不下来,因为没有人。

  为什么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搞特色小镇会容易一些?因为那里是城市群,有大量的消费者,而且都是收入水平比较高的消费者,能支撑得起一些以旅游、康养为主要产业的特色小镇。

  总的来说,特色小镇成功的因素包括:第一,要符合市场规律;第二,要有好的区位条件,不能远离城市;第三,要有真正有特色的资源禀赋,并有相关的特色产业来做支撑;第四,必须提供好的公共服务,达到宜居条件,这样才能吸引人。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从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逐渐拉开了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完成。

  而实际上在2015年以前,国内对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兴起。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过完春节后,他与贾康和姚余栋两位好友在清华东门聚餐,大家商量着在新的一年一起做点事情,三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新供给经济学,于是,这场新年聚会变成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的缘起。后来,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不断壮大,2013年底,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至今已走过了5个年头,目前由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担任理事长,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任监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任院长。

  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对当代中国有何特殊意义?黄剑辉做出了深入分析。

  1、著名的萨伊定律主要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我最新的研究推论认为,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就是供给不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修正为,“有效供给匹配和引致有效需求”,必须加“有效”两个字。

  2、新供给经济学构思出来一个基于供给侧的新三架马车,即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

  3、新供给经济学主张政府和市场“双到位”, 就是都不能越位、错位、缺位,所以过多地干预不符合我们的核心政策主张。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市场该发挥的作用,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4、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税收存在税种过多、税率过高这两大问题。我们国家这两年所谓减负,政府说减了很多,企业这边说不仅没减,有的还增了。如果真要给企业减负,就要从减税种、降税率入手,而不是说减了多少额度,这个账算不清楚。

  5、我们国家房地产政策多年来有一个误区,把调控的目标定为降房价,这个本身就是错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6、对住房改革,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府、市场要双到位,改革目标就是要保障房、商品房双轨统筹下住有所居。

  7、理论上,商品房的价格越高越好,只要能卖得出去。房价不可能越来越高,一定是涨到一定程度就没有需求了,购买力是有限的。对政府来说,北京、上海等地方的商品房爱卖多少钱卖多少,我要做的就是收税,你们卖出多少钱,乘以一个消费税的税率,把那个钱收来去给中低收入居民建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还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工具。

  我和贾康、姚余栋是朋友,2012年过完春节以后,我们在清华东门聚餐。聚餐以后,大家谈到新的一年开始了,是不是要一起做点事情,然后姚余栋就提出从供给侧来研究经济问题,他在2010年出版的《重燃中国梦想》这本书里已经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模型。因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的理念也比较相似,然后一拍即合,决定联合写一篇文章,这就是我们的开山之作——《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第一个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西方经济学走下了神坛,大家开始反思传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和弊端在哪里。

  第二个方面,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我们国家首次超越日本,GDP排在全球第二位。但即使到现在,我们国家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当时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波澜壮阔,但是在经济学方面却说不太清楚为什么发展得比较好。

  2011年底,张五常教授参加一个节目时,发表过这么一番感言,他说:“80年代初,我曾经说过十年后中国会出一位比我好的经济学家,但是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没有看到。”对我个人来说,他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偌大之中国,十几亿人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得特别好,我们这些学者、研究人员却搞不出自己的一套一家之言来。

  第三方面,从全球近一两百年的历史来看,每一场经济危机都会催生一个新的理论。要走出这轮危机,必须有新的理论、建树。像1929年的大萧条,是凯恩斯经济学说的诞生才促进走出了危机。80年代,美国走出70年代末的滞胀,也是有里根经济学、美国的供给学派的助力。所以,想走出2008年以来的这场危机,可能需要创造新的经济学理论。

  基于这三方面,我们这个群体,后来组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启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开山之作就是《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

  网易研究局:我们注意到,中国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思想,比如林毅夫教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您觉得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黄剑辉:首先,由不同的主体研究。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牵头的团队,新供给经济学是洪崎董事长、贾康、姚余栋和我,我们发起的。

  林毅夫教授的《从西潮到东风》和《繁荣的求索》这几本书我都看过,他的思想源泉来自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源泉是先秦诸子,研究的指导思想叫“求真务实、融汇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其中,“古”是指先秦诸子的经济学思想,以管仲法家的思想为主;“今”就是西方现代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理论;“中”就是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包括理论等;“西”就是西方的经济学思想,把它们融会贯通,然后构建出新的框架来。

  第三个方面,核心的政策主张上,林教授强调比较优势,他的新结构理论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其实只是国与国之间贸易框架下的。但是贸易只是GDP和经济发展里边的一部分,从内需的角度,出口、消费、投资,新结构只阐释了一部分,而没有阐释全部的东西。另外,林教授强调有为政府,但是政府有没有可能乱作为,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新供给经济学主张“八双、五并重”,即“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减少行政审批)、“双扩”(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投资规模)、“双转”(人口政策逐步转向适当鼓励生育,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国有、非国有经济共同进步实现共赢)、“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双配套”(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金融配套改革)。“五并重”是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我们主要强调政府和市场都不能越位、错位、缺位,而是要到位。市场也不能过多地去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比如住房问题。要求民众都去买商品房根本不现实,香港、新加坡将近40%到60%的人是住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像医疗、教育、住房这些民生领域需要政府、市场双到位。政府也不能过多地去干预市场,然后去干市场要做的事情。

  总之,从思想源泉,到核心的政策主张,到基本的分析模型,新供给和新结构都有很大的不同。

  网易研究局:供给学派从创立以来,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从学术上讲,新供给经济学和供给学派有什么不同?新供给到底新在哪?

  黄剑辉:供给学派的鼻祖应该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著名的萨伊定律主要谈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对萨伊这句话,我最新的研究推论认为,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就是供给不会自动创造需求,应该修正为,“有效供给匹配和引致有效需求”,必须加“有效”两个字。

  比如,我们开发了苹果和华为手机以后,如果是一个很烂的手机,就是过剩的、低端的产能,没有需求。不是说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这不成立。新的供给能够解决某些痛点,就是有效的供给;而且需求不是自动出来的需求,必须基于居民收入的提高。

  第一,新的时代诞生的新理论。萨伊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工业化早期农耕文明,那个时候供给严重不足,比如生产出的粮食,不管有没有质量,能吃,就有需求。当时谈供给创造需求可能有一定道理。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工业化后期,而且也是中国要怎么样能够实现全面现代化目标的时代。

  第三,引入了新的机制。新供给经济学团队引入平台战略,成立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像是打造一个国家大剧院,谁去演这个戏呢?可以找最优秀的演员在这个舞台上进行表演。

  需求方面,我们不再按照传统三架马车——出口、消费、投资作为内需和外需了,而是把中国梦作为内需。

  外需则是世界梦,除了中国人民以外,全球人民真正需要的是和平发展、命运共同体、把整个地球构建成地球村,这是真正的外需。

  把中国梦和世界梦作为需求之后,通过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等供给侧的提升,去满足这种需求。然后上边放一个政府,不仅指中国政府,也包括世行、联合国等,引入全球治理这样一个框架来指导。

  第六,我们提出新三架马车,原来的三架马车是出口、消费、投资,但是这三架马车经不起推敲。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出口,越多越好吗?对中国来说,不见得。把好的东西都向美国出口,换了一张绿票子,再去买美国的国债,消耗了资源,却把污染留在了国内。出口绝对不是越多越好,顺差也不是越大越好。

  还有投资,新供给经济学强调有效的投资、聪明的投资。不是说各个地方低效率运用资金,投的越多越好。投资是要投的,机场需要建、铁路需要建,但是必须建有用的东西、有效的东西。

  新供给经济学构思出来一个基于供给侧的新三架马车,即“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

  第一架马车就是改革开放。天天说改革开放,但是没有特别多人思考它的宾语是什么。改革什么?改革的是制度。比如1978年这场改革,是小岗村用家庭联产承包、包产到户这个新制度取代了人民公社的旧制度。

  开放的是什么?第一步,开放市场。像1978年以来的这场改革,首先是发展乡镇企业,然后对一些国有垄断、集体垄断的市场,引入民间资本。第二步,对外资开放,引入华侨资本、港澳台资本、美国资本等。所以改革制度、开放市场是第一架马车。

  第二架马车就是创新创造。创新,包括制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我个人认为,打车领域以滴滴为代表的这种模式是供给侧改革的一个范本。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很多难题,包括就医难、上学难等,都是供给出了问题,里面有制度的问题、市场垄断的问题。

  第三架马车就是生态民生。我们一出家门,户外能有蓝天白云,呼吸好的空气,看到绿水青山,喝到干净的水,这个就是生态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民生了,小孩的上学问题、老人的医疗问题、大学毕业生的住房问题、柴米油盐等,就是民生问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改善生态环境,解决衣食住行学等民生问题。

  网易研究局:上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带美国走出了滞胀,但是也因大量减税给政府留下了大量的赤字。大家发中特网!新供给经济学如何规避这样的风险?

  黄剑辉:新供给经济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包容性的,而不是像西方经济学非白即黑、井水不犯河水,我的就是对,你的就是错,没有这个。这个理论不是贾康的,不是姚余栋的,也不是黄剑辉的,而是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共同参与的一个创新的探索。探索就是发展中的,而不是一个静态和不能变的东西。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推动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是有观点认为,目前政府干预还是偏多的,比如楼市的宏观调控,新供给经济学是不是会像凯恩斯主义那样,没办法摆脱政府干预过多的嫌疑?

  黄剑辉: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政策主张是“八双、五并重”,基本没谈过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问题,关于去杠杆有过一点讨论,但是我们写的文章始终没有提出过“三去”这方面的内容。“三去”不是我们提出来的。

  未来整个政府政策方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总结、完善,供给侧的改革也需要在认识过程中不断地通过实践的反馈,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一直强调政府不要错位、缺位、越位。田国强教授强调有限政府,林毅夫教授强调有为政府,我们认为这两个表述理解起来都有它争议的地方。我们主张的“双到位”,就是政府和市场都不能越位、错位、缺位,所以过多地干预不符合我们的核心政策主张。我们强调要让市场发挥市场该发挥的作用,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情,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一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通过制度的不断优化,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另外,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宏观调控方面作用。

  第二组,金融和实体。应打造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去服务高质量经济的发展。

  第三组,实体经济里的企业端和居民消费端的关系。企业端的供给侧改革包括吸引、留住外企,引进外资;深化改革国企;壮大发展民企。

  网易研究局:国家一直在推进降成本,给企业减负。但是一些企业反映,税负减轻没那么明显。从新供给的角度来说,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税收存在税种过多、税率过高这两大问题。我们国家这两年所谓减负,政府说减了很多,企业这边说不仅没减,有的还增了。如果真要给企业减负,就要从减税种、降税率入手,而不是说减了多少额度,这个账算不清楚。

  政府好像担心一减税,税额就减少了,这个是不一定的。因为按照拉弗曲线,税率降了以后,税基可能扩大了,总共收到的税额可能比以前还多了。

  网易研究局:过去一段时间,三四线楼市的去库存备受关注,这种去库存的终点难道是房价大幅上涨,让老百姓更买不起房吗?从新供给角度有什么建议?

  黄剑辉:我觉得,近一二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房地产政策一直没有搞对,基本上还是从需求侧进行调控。

  比如用最严格的土地政策和信贷政策来调控房价,不给贷款,不给土地,供给就减少了,必然的结果就是房价上升。这十几年房价越调控越涨,肯定说明调控思路出了问题,否则不可能是这个情况。

  我们2013年出版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里面,给中央提建议,就是十几项改革应该怎么去做。其中,对住房改革,我们的指导思想就是政府、市场要双到位,改革目标就是要保障房、商品房双轨统筹下住有所居。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大民生领域必须实行双轨制。

  我们国家地产政策多年来有一个误区,把调控的目标定为降房价,这个本身就是错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住房只是一个商品,一种商品价格的高低不是由政府决定的,你更不可能去承诺说它保证不涨而只能往下降。

  从媒体到居民完全不应该说把价格压下来、控制住,这两年楼市调控还是这个政策,说保证商品房价格不涨。调控的目标没实现,最近又实行摇号买房,这让我们想起了80年代搞粮票,粮票就是管理需求,你本来想吃五个馒头,只给你发三个馒头的票,进行需求管理。

  我们的楼市调控思路是,政府、市场双到位,商品房由市场调节,适时取消对商品房市场进行限价、限购的调控方式;政府可以在新房销售环节征收税费,不要动存量房,因为征税成本太高。

  第一,推进房地产税的改革。我们主张的房地产税是一种消费税,消费得越多,房子住得越多,交税越重。然后建立一个专户,把从富人豪宅收到的消费税用于建保障房,保障房由政府来负责组织生产及相关的管理。

  第二,稳定预期,扩大供给。包括生产主体、生产总量,市场要分层,分成高、中、低收入三层,然后分类生产,就是高等房、普通房、公租房,最终实现各得其所。

  讨论房地产问题,我也引用过杜甫最著名的那两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怎样构建一个所谓长效机制,让14亿人能够各得其所、住有所居?富人有钱,你住得大一点,但是你多交点税,穷人也是中国公民,政府有义务给穷人保障一套住房,让他们住有所居。你自己的钱不多,那好办,从富人交的住房消费税建立一个专户来帮你建房,你住的成本会比较低。

  深圳前段时间推出的楼市新政,计划到2035年新增170万套住房,其中保障房100万套,商品房70万套,保障房的占比首次超过了商品房。保障房里面又有分类,人才用房只是市场价的60%,你是人才,可以给你六折,把这个房全部卖给你。然后对收入特别低的,就是廉租房,按市场租金的10%给你算。假定3000块钱一套,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是300块钱一个月。用多层次的供给体系去满足多层次的需求,然后让商品房按市场调节,但是保障房的价格始终盯住商品房的价格,但是是按比例来的。

  深圳市新搞的这个地产政策,我的评价很高,是从供给侧出发,考虑需求不同的多元主体,然后又有多层次的供给体系,政府、市场双到位,只有这种政策才能实现住房领域的长治久安,彻底破解这个问题。

  黄剑辉:不会,不影响。因为房地产商生产的是商品房,商品房的价格应该随行就市。我个人的观点是,理论上,商品房的价格越高越好,只要能卖得出去。房价不可能越来越高,一定是涨到一定程度就没有需求了,购买力是有限的。

  对政府来说,北京、上海等地方的商品房爱卖多少钱卖多少,我要做的就是收税,你们卖出多少钱,乘以一个消费税的税率,把那个钱收来去给中低收入居民建保障性住房。这样的话,还是调节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工具。

  由于商品房的价格随行就市,开发商的利益完全没有受损。你建完了房,只要能卖得出去,你就去卖,不用房管局、住建部去批什么价格。有人买,你就按照那个价格卖就完了,摇什么号呢?放开了卖,价高者得。买不起的人也不要去抱怨,不需要抱怨,因为你收入比较低,那你就进到保障房的队伍里,政府给你提供足额的保障,等你发了财,赚了钱,就可以买商品房,各得其所。

  古今中外的政府,主要的作用就是从富人手里收税,除去行政开支以外,去搞社保、医疗等公共性的服务,去满足穷人。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什么叫政府的钱?政府的钱主要不就是从企业和富人那里收过来的钱吗?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要真正把十九大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宗旨。

  现在商品房价格不是涨么,我就多卖地,多卖商品房,房价还涨,就把税率弄高。你涨,我有什么好害怕的?放开了涨,涨完了,用房价乘以一个税率,把税拿来,然后建立一个专户,全部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公开透明。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黄剑辉:这本书的核心是以新制度供给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主线就是“改革开放”,我们构建了一个框架,来推测未来中国应该怎么发展。

  第二章,从春秋战国以来,分析了中国的国情特征和总结反思,得出来的经验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

  很多人认为, 1978年以后才算改革开放。其实改革开放这四个字是解释中国历史几千年兴衰的一个关键。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什么衰败,谈的最多的就是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那么闭关锁国是什么?直接解释过来就是不开放。固步自封就是不改革,制度的僵化。

  第三章,总结了近五百年来全球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总的来说,大国兴衰的关键也在于是不是搞改革开放,所以改革开放很重要。

  第四章,是对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对比及竞争力比较,涉及12大类、50个指标。分析我们走到了哪里,跟欧美国家比的话,短板在什么地方。

  第五到七章,分析未来35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增长空间及动力机制等问题。

  第八章讲2020年之前的改革、开放和创新。还有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给的建议,改革改什么?开放开什么?创新创什么?

  经济学家是推动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而他们的思想不仅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印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着中国经济?哪些经济思想将被时代铭记?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年之际,网易财经、网易研究局汇集中国各经济思想学派之精粹,问道改革路。

  从2015年开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后,逐渐拉开了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来完成。

  而实际上在2015年以前,国内对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兴起。著名的财税专家贾康,就是其中之一。贾康现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是国内最早开始研究供给经济学的专家,2012年初,他和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探究从供给侧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经济理论。第二年底,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至今已成立5周年,目前由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担任理事长,蚂蚁金服集团总裁井贤栋任监事长,华软资本董事长王广宇任院长。

  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推动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对当代中国有何特殊意义?贾康给出了最新的答案。

  1、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2、现在中国80%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美国的M2差不多是GDP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3、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网易研究局:新供给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它的理论体系是如何形成的?

  贾康:我们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注意到经济学已经形成的主流成果,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理论是必须为实践服务的,在实践提出挑战性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认为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特别注意在原来的需求管理相对成熟的一套认知基础之上,丰富供给管理这个框架之下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们形成的是对于供给侧的重视,对应到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框架性的学科建设上。新供给经济学是在基础理论层面,实际上呼应了、也在努力支持着我们现在称为战略方针和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特色是相当鲜明的。我们作为研究者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在这个基础的层面来进一步务实地做好理论研究工作。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设计提供一些参考的研究成果。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已经陆续发出一些文章,比如我本人较早可查的是在2008年发表的关于理性供给管理的文章和学术论文。在2011年前后,我们组建了新供给经济学这个取向下的研究团队,开始设立研究所。后来2013年正式注册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这是一个民间的智库。

  贾康:这两个学派都特别重视供给侧,言下之意就是要特别注重需求侧没有聚焦的结构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注重结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的战略思维与新供给经济学明显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不同经济体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下,运用比较优势的学理,形成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实现发展中经济体的现代化。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种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比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这时候,中国出多少钱也买不来美国手里有比较优势的供给品。

  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是进一步提升到赶超战略,虽然赶超有可能出现违背规律的偏差甚至失误,但是人类社会不断出现各种赶超,历史上有英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荷兰,后来有美国通过追赶赶超了英国。在新的经济时代,中国争取和平发展,去缩小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也是一个追赶的战略思维。

  总的来说,新供给经济学认为,必须把比较优势战略解释不了的部分,用赶超战略去解决,这是二者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贾康:美国的供给学派曾经在里根经济学那个时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一个被学术上评价为体系性不足、以政策主张见长的所谓政策流派。它特别强调政府无为而治,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之下,以减税为主,来使供给侧的潜力、活力得到发挥。我们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却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局、长远合在一起,是对一个战略方针和整个现代化发展主线的一种系统工程式的表述。所以这两者之间重大的差异非常值得我们做清楚的认识。

  网易研究局:现在有质疑认为,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对市场干预比较多,你怎么看?

  贾康:这个干预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美国的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无为而治最好,减税就能解决问题。而新供给经济学认为,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除了减税,还包括税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的改革事项,是一个大的系统。

  我们所称的供给侧改革应该做到理性的供给管理。这个理性的供给管理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而守正出奇。守正是要遵循市场决定论所体现的共同的规律,出奇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特定的发展阶段去寻求创新。出奇就要有风险,我们必须承担风险,要寻求出奇制胜的结果。

  贾康:“降成本”关键就是要降制度成本,企业自己能降的那些成本,政府不用去操心。

  政府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主要是制度成本,制度成本里当然包括税制的优化,包括营商环境的改进,包括企业很多隐性负担造成的成本因素的消除,这是配套改革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企业除了正税之外,还有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怎么降低?要涉及到基本养老等体制的改革。养老金这方面,必须把现在地方的比较低端的统筹,上升到全社会统筹,这样它的互济功能才能明显提高,那么就可以把基本养老金缴费的数额降低,就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这是需要通过改革去解决的问题。

  在五险一金外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这些行政性收费五花八门,但是都有的依据。要通过大部制改革、扁平化的改革、拆香火式的改革,使这些文件从现在的有执行效力,变成可以把它们取消,把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行政性收费负担,通过拆香火这种方式降低。

  网易研究局:目前去杠杆的争议比较大,从新供给经济学角度,中国还应该继续去杠杆吗?

  贾康:现在的去杠杆,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大家所谈的实际上是货币政策当局要掌握M2的供应量。广义货币供应量怎么控制?除了具体管理操作之外,如何改变整个中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视角。现在中国80%左右是间接金融,不断有重复计算,M2特别高;美国正好相反,其直接金融占比接近80%,美国的M2差不多是GDP的一倍,而中国可以高达两倍,很大程度上和我们以间接金融为主有关。总的来说,要通过发展直接金融去制约宏观杠杆率。

  贾康:财政政策总体来说,有积极的特征,但是还需要有各种配套政策和更合理的掌握,这方面要说有欠缺,也不必讳言。但是如果说现在财政政策不是积极的,这肯定也说得过分了。

  财政政策主要的指标除了赤字和举债之外,还有种种实际生活中我们要看到的隐性债务,这也增加了财政政策的积极因素。大家很担心地方的一些隐性债务,但隐性债务实际上也是财政政策积极扩张,但是它带来的风险又不可忽视。

  综合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怎样才能更健康、更合理,一定要更多注重它的结构。结构优化就意味着并不是简单的减税,一味扩大举债。要特别注意,如何通过财政收支安排,去扩大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内需,这两方面的内需都有空间。

  贾康:金融强监管带来的效应肯定是大家感觉流动性收紧了。但是整个政策的基调现在已经调整,现在最新的说法叫做松紧适度,实际上已经不再按照稳健中性来强调。监管应该有一定弹性且更着重于制度的精准化,防止一刀切式的、偏激的监管方式,不能把看到风险点以后的经济活动都统统摁死,那是没有真正贯彻中央所说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精神实质,而试图通过形式主义来表现监管部门的政绩非常容易犯的错误。这方面也值得再做更细致的分析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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